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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银美林的报告称，海外负利率以及负利率对货币市场功能（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美联储基金交易影响等）、养老金偿付能力和银行盈利能力等金融中介问题会产生好坏参半的结果。具体而言，其认为负利率的好处在于允许美联储在面对零利率界限和平坦的收益率曲线时放松政策。而危害包括金融中介问题、市场运作担忧、潜在的政治反弹等。并且，一旦市场猜测美联储已达到其生命周期的政策无能程度，这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市场崩盘。

经过如此这般指鹿为马，一个荒谬的标签——“送中”——出现了，反中乱港势力诬指特区政府修例是“将香港居民随意送至内地受审”。与之相应的，“反送中”则成为极具煽动性和蛊惑性的口号。反对派为反修例无所不用其极，恶意弄虚作假制造恐慌。对此，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批评说，政见可以不同，但以捏造事实来捞取政治本钱，“实在连人格也出卖了”！

所以小米破发，如果放在A股市场确实让人意外，但是放在港股市场也很正常。一方面，港股在过去两年涨幅相当大的，自2016年以来，香港恒生指数节节攀升，2017年更是在全球重要指数中一骑绝尘，上涨了36%。今年1月再创历史新高点31969点，如今到了回落的阶段，在过去三周以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了8.5%，所以市场投资情绪下降，导致新股估值降低。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不过，父母的生活经历对后代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首先，生物可能对环境信息解读有误，或者环境变化太快，导致后代特征朝着错误的方向调整。例如，假如在雌性水蚤的影响下、后代长出了尖刺，但天敌始终不曾露面，这些尖刺就毫无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体效应反而对后代有害。一般来说，后代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从父母那里接收的环境信息，还要处理自己从身边环境直接接收的信息。具体该采取何种发育策略，还要由最有用、最可靠的环境信息来决定。

欧洲央行官员Luis de Guindos周一讲话称，预计欧元区通胀将在未来12个月徘徊于现有水平。他强调围绕着新冠爆发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加上目前数据所显示的经济形势，这可能暗示欧洲央行在今年内都不会有太大动作。英国进入脱欧后的首个工作日，英镑日内下挫，兑美元下跌0.7%。英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成为焦点。英国首相约翰逊今日将公布相关计划，其中包括拒绝继续与欧盟法规紧密相连以及拒绝英国继续遵循欧盟法庭的仲裁权。这一立场可能不会受到欧盟的欢迎，导致双方的谈判更加艰难。